【三月好文回顧】〈大港口事件:晚清國家體制與原住民部落的衝突〉
本月搭《遙想當年的台灣》新書順風車,連發好文回顧來到了最後一波強檔。本周推介李宜憲老師的好文,將歷史視角轉向晚清時期,藉由大港口事件,來理解營官與通事結合的國家權力結構,如何對當時的原住民部落造成衝擊。歡迎有興趣者參考或至本會閱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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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宜憲,2005,〈大港口事件:晚清國家體制與原住民部落的衝突〉,《東台灣研究》10,頁5-3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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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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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以來的後山經略,源於國際間對「主權」的明確要求,隨之而來的便是清國在後山的設官、駐軍、移民等措施。沈葆禎時期的中路開山軍向來僅駐防於前山一帶,直到光緒三年四月底,始因政策調整而轉紮後山中路,此後展開一連串的駐軍地點的安排。基於後勤補給的需要,吳光亮先後選擇各口岸作為糧食的接收站,卻因駐軍過度役使當地民力等因素,終於引發了以烏漏社的反抗為起點、擴大成為tsiporan氏族集團的反撫事件。事後,清國正式確立了它在後山中路的實際佔有,同時也帶動了港口阿美人的部落遷徙、民庄的緩步成長等。至於作為糧食補給之需要而設立的兵站,在加禮宛事件的考驗下,由於受制於地理因素,各站皆未能發揮作用,唯餘花蓮港一地,這也有效地制約了加禮宛人對本事件的遺忘;至於港口阿美人,則選擇性地記憶了在事件前即已被殺的通事林東涯。雖然後山的實際控制者是營官,而真能深入部落的則是通事,營官與通事的結合遂成為晚清後山的權力結構,林東涯之於事件後被記憶起來,恰好有力地說明了國家體制在晚清原住民部落中的重大衝擊。